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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yè)態(tài)不可染舊習,兩個輪子上的中國卻無處安放

衣公子的劍——做愛讀的商業(yè)評論

公子按:原文由衣公子和騰訊新聞合作,首發(fā)于騰訊深網(wǎng)。一萬五千字,寫了月余,幸運的話,可以收錄在我的新書——一本書寫中國產(chǎn)業(yè)變遷的拙作。所謂以小見大,緩緩轉(zhuǎn)動的自行車車輪,仿佛一臺老式放映機,圖景展開是四個時代:國民革新的時代符號、民族工業(yè)的理想圖騰、新中國的產(chǎn)業(yè)畫卷,以及新經(jīng)濟的斑斕泡沫。這其中編織出的理想和陰謀、抒情和魔幻、驕傲和恥辱,便是一枚冷眼器物見證的中國。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幾天單車又有了新故事,公子遂修訂重刊,以饗喜歡這個專欄的朋友。

光緒第一次見到自行車就覺得歡喜,這前后兩個輪的玩意兒,經(jīng)人腳踏,自行往前,竟爾不倒。不過練習騎車之時,光緒辮子不幸卷入后輪,重重摔下,從此也就不騎了。

咸豐十年,公元1860,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被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稱譽為“理想與藝術(shù)的典范”的圓明園遭洗劫一空。當盜賊打開倉庫,除了令人垂涎的珍寶,還有一事令人詫異:一個深宮倉庫中,藏品竟然來自西方,既有棉紡機、蒸汽機、織布機等工業(yè)機器,也有地球儀、望遠鏡、氣壓計、天體運行儀等科學儀器,甚至包括迫擊炮、榴彈炮、步槍、連發(fā)手槍,外加一艘裝有110門大炮的戰(zhàn)艦?zāi)P汀?/p>

原來就在60多年前的1793年,正值中國皇帝乾隆82歲大壽,英國大使馬戛爾尼奉國王之命出使中國以期建交。盡管雙方就會面禮儀爭執(zhí)不休,但是最終馬戛爾尼還是得以面見乾隆,呈上的禮物是當時英國最先進的科學儀器、工業(yè)機器和戰(zhàn)爭武器。

不過乾隆認為天朝上國應(yīng)有盡有,他國之物不足為道,不僅拒絕了馬戛爾尼的開展貿(mào)易的請求,還把這些禮物鎖入深宮。它們迅速被灰塵覆蓋。馬戛爾尼敗興而歸,不過建立在這些器物之上的工業(yè)革命繼續(xù)在英國如火如荼地進行。兩個古國,走向不同的方向,全世界國力最強盛的國家也從此易主。

通州八里橋是入侵者進入北京的必經(jīng)之地,幾天前,發(fā)生在那里的戰(zhàn)斗決定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歸屬。顧命大臣、晚清名將僧格林沁統(tǒng)領(lǐng)最精銳的滿蒙騎兵步兵6萬,對戰(zhàn)英法聯(lián)軍8000。清軍以多打少,卻遭遇慘敗。法軍陣亡3人,英軍陣亡2人,而對面的滿清將領(lǐng)傷亡過半,八里橋失守,北京門戶大開。史料顯示,帶著拱衛(wèi)京師的使命,大清的精銳騎兵面對英法槍炮發(fā)起了一次又一次沒有意義的沖鋒。伴著曾經(jīng)叱咤歐亞的蒙古騎兵最后的挽歌,北京已經(jīng)成為侵略者囊中之物。

沉醉于燒殺劫掠的暴徒忍不住想,假使乾隆對馬戛爾尼的禮物多幾分上心,至少下發(fā)給帝國的能工巧匠任其拆卸研究,一探究竟。60年后自己還會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地進入北京嗎?想到這,有幾分后怕,更多幾分嘲笑。

慈禧太后攜百官西逃,帝國宮殿慘遭劫難,戰(zhàn)爭過后還要主動求和修好。中國正式進入西方列強所稱的“架幾門炮就能殖民”的時代。

經(jīng)此劫難,朝堂不得不變革圖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wù)運動正式啟動。

不過,就在光緒被自行車卷了鞭子,重重摔下的同一時間,這場浩浩蕩蕩三十年的洋務(wù)運動破產(chǎn)了。

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撮爾小國日本,洋務(wù)運動最重要的成果、名震亞洲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說到底,這場以“自強”和“求富”為目標的洋務(wù)運動,又開鐵廠,又造輪船,但是歸根到底只是一場針對西方器物的模仿。中華民族的覺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層次的變革,康有為、梁啟超提出的維新變法,得到光緒大力支持。

維新變法要學的是西方的制度。

從工業(yè)技術(shù),到交通工具,再深入到民眾生活和社會組織方式,自行車是橫跨技術(shù)到文明的一座橋梁。西方的自行車,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辮子,同一時間,中國前進方向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折。小場景在大背景下顯得寓意無窮。

自行車漸入中國,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圍,在中國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騎車者以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最為多見。中國路況復雜,無論城市還是鄉(xiāng)間,自行車走走停停,是最為合適的交通工具。除了這個用途之外,自行車更多的身份是貴族的玩具。

1922年,末代帝王溥儀大婚,堂弟溥佳送自行車一輛。為此,帝師陳寶琛狠狠訓斥了溥佳“皇上是萬乘之尊,如果摔壞了,那還了得,以后不要把這些危險之物進呈皇上”。他還勸溥儀不要騎。不過,溥儀不僅并沒像光緒一樣摔傷,反而練了幾天就會了,從此沉迷上自行車。

第二年,紫禁城一場大火,把建福宮及其附近的靜怡軒、延春閣、積翠亭、凝輝樓等全部燒光。大清已歿,索性也沒有重建,清理完畢后,溥儀在原處開了一個運動場,每日在此打網(wǎng)球、練自行車。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資聘請飛車小李三教他,還因為嫌門檻妨礙騎車,拆了多處宮廷的門檻。晚年溥儀重游故宮,對此頗為有感,言道,“這是我的成績,為了騎自行車,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動的門檻鋸掉”。[1]這當中,末代皇帝的身份、西方器物的屬性以及作為某種象征的前人不敢動的門檻,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

不過,門檻易動,根弊難除。維新變法失敗,康、梁流亡,戊戌六君子受戮,但是維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勢所趨。握緊權(quán)柄的慈禧太后在多方壓力之下,提出憲政,整個就是維新變法的山寨,這是已經(jīng)行至暮年的清廷最后的掙扎。

自行車的普及伴隨中國變革始終,漸漸從貴族的玩具,變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費品。富家子弟在販夫走卒間騎車穿行而過,臉上寫滿得意。

盡管囿于車價昂貴、路況欠佳和學騎困難,自行車普及有限,但是其深度進入民眾生活的趨勢已現(xiàn)。

自行車的出現(xiàn),令人得以重新審視遍布上海街頭的人力車。進步人士嚴肅提出“富者坐之,貧者拉之,同為同胞,判若人畜”,不符人道的人力車,逐漸和鴉片、小腳一樣,成為中國野蠻落后的重要象征。相比較之下,自行車行駛?cè)框T車人雙足踏動,沒有人道負擔。因此,自行車又被稱為“自由車”?梢姡@兩輪工具的意義非凡,推動的不僅僅是器物的進步,更是社會的革新。

單車的雙輪從中國悠悠碾過,貫穿了近代中國的愚昧落后、民族工業(yè)的發(fā)憤圖強、國民精神的推倒重建、市民社會的自行車王國,以及新經(jīng)濟模式的輝煌和喪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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