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阿爾茨海默病”這個詞，最容易想到的下一個詞可能是“記憶”。的確，阿爾茨海默病最具破壞性的影響之一是它對一個人的記憶造成的損害。然而，早在記憶能力衰退之前，大腦早在中年就發(fā)生了變化，在某些情況下，比阿爾茨海默病導致的失智癥診斷早了幾十年。認知神經科學家在識別這些中年變化方面的工作為新的診斷和干預指明了道路，近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認知神經科學學會（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CNS）年會上提出了這一觀點［1］。

認知神經科學學會4月24日消息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UCSD）的 William Kremen 說：“阿爾茨海默病的病理過程比失智癥早幾十年就開始了。我們越早識別出有風險的人，就越有機會干預以減緩疾病進程�！�

William Kremen 教授

Kremen 的研究顯示，中年執(zhí)行功能的下降可以預測晚年患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這只是近日在 CNS 會議上關于認知和大腦老化的研討會上展示的一個發(fā)現。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的 Anja Soldan 和 Corinne Pettigrew 組織了這次研討會，展示了如何更好地理解如何區(qū)分“正常”的認知老化和疾病相關的認知老化的研究。

Soldan 說：“我們現在知道，許多與年齡有關的疾病，包括阿爾茨海默病和腦血管疾病，都有一個所謂的臨床前階段，在臨床癥狀出現之前很多年。這使得很難說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變化是反映‘正常的’與年齡相關的變化，還是與早期疾病相關的變化。理解認知老化確實需要一個生命歷程方法，但這很難實現�！�

然而，新的數字健康技術和生物標志物工作，加上大規(guī)模縱向研究，使人們對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神經退行性疾病在生命早期的大腦變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Anja Soldan 博士

著眼于執(zhí)行功能

在對雙胞胎進行認知研究時，Kremen 第一次對理解衰老的大腦產生了興趣。“一天下午，我和幾個同事在頭腦風暴，討論我們研究的下一步，”他回憶道，“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長期系統(tǒng)地研究這個雙胞胎樣本，我們可能會有一個非常有趣和有價值的認知和大腦老化的研究。我現在對遺傳學研究的巨大增長非常感興趣，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了解基因和環(huán)境因素對正常和病理認知和大腦衰老的影響�！�

在他與 Rongxiang Tang 和 Daniel Gustavson 的最新工作中，Kremen 試圖將認知、大腦和遺傳學聯系起來。他們研究了 1，168 名患者的基因數據和 267 名年齡在 51 歲到 73  歲之間的患者 12 年的MRI數據，發(fā)現執(zhí)行功能是了解阿爾茨海默病患者與年齡相關的大腦變化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在阿爾茨海默病中，重點主要是記憶，但我們想強調的事實是，執(zhí)行功能也很重要，”他解釋說，“執(zhí)行功能對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很重要，因為它涉及計劃和預期、組織、能夠適當地從一個任務或話題轉移到另一個，抑制不相關的想法或刺激，以便人們能夠專注于手頭的任務�！�

在尚未發(fā)表的研究中，Tang 和他的同事發(fā)現了一個“模態(tài)可控性網絡”（ modal controllability network），它是中年執(zhí)行功能和晚年執(zhí)行功能變化的基礎。Kremen 解釋說：“模態(tài)可控性指的是大腦區(qū)域促進遠距離和努力過渡到難以達到的狀態(tài)的能力，這是一種執(zhí)行功能。網絡可控性的變化可能是與年齡相關的執(zhí)行功能下降的關鍵機制�！�

他們還發(fā)現，較差的執(zhí)行功能與較高的阿爾茨海默病遺傳風險分數有關，這是建立在先前的工作表明，較差的執(zhí)行功能與發(fā)展為輕度認知障礙（MCI）的風險增加有關，這可能是阿爾茨海默病的前兆�？傊�，Kremen 說，這項研究和之前的工作表明，“中年時期的執(zhí)行功能是阿爾茨海默病進展的預測因素�！�

Kremen 和他的團隊想要繼續(xù)研究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大腦和遺傳因素。他說，目標是早期識別，他相信遺傳學和認知研究的結合顯示了一條有前途的前進道路。

識別早期檢測的生物標志物

Corinne Pettigrew 在研究生院研究卒中患者時對衰老的大腦產生了興趣。她現在致力于了解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認知障礙風險人群的認知變化和生物標志物。

Corinne Pettigrew 博士

在 CNS 會議上，Pettigrew 展示了 BIOCARD 研究的結果，這是一項從1995年開始的縱向研究，招募了 350 名主要是中年人。“因為這項研究仍在進行中，許多慷慨的志愿者現在已經被跟蹤了 20 多年，” Pettigrew 說，“由于他們的奉獻，我們處于一個相對獨特的位置，來研究中年風險和保護因素以及大腦變化如何影響晚年的認知結果，包括認知損傷和失智癥。”

到目前為止，Pettigrew 研究的核心發(fā)現之一是，阿爾茨海默病的一些潛在的大腦變化始于中年。她說：“因此，中年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干預時間，可以延緩或預防未來的認知衰退或失智癥狀。”

例如，在 2020 年發(fā)表在《神經病學》（Neurology）上的一項研究［2］中，Pettigrew、Soldan 及其同事報告了中年時期的血管風險評分（例如，查看高血壓、膽固醇水平、糖尿病和吸煙等因素）以及 β－淀粉樣蛋白和 tau 蛋白的生物標志物（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與認知變化相關。他們發(fā)現，血管風險和阿爾茨海默病的生物標志物都與大約 14 年的認知能力下降獨立相關。

研究于2020年12月8日發(fā)表在《Neurology》（最新影響因子：9．910）雜志上

Pettigrew 說：“我們的生物標志物發(fā)現表明，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大腦變化在中年或更早的時候很明顯，特別是在那些最有可能發(fā)展為輕度認知障礙（MCI）或失智癥的人當中。”盡管目前還沒有針對失智癥的有效治療方法，但越來越明顯的是，保護大腦和血管的健康，包括保持認知和身體活動，對于降低認知能力下降的風險至關重要，即使對那些患失智癥的遺傳風險增加的人也是如此。

Soldan 說：“我認為這次研討會很好地說明了一個事實，即認知老化軌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身體活動和控制血管風險，比如血壓和膽固醇，來保持一個更積極的軌跡�！�

Soldan 看到了將數字技術融入大腦和認知老化研究的令人興奮的未來。她說：“這包括人們可以在家里佩戴的各種智能設備，這些設備可以讓研究人員了解他們的睡眠－覺醒周期、身體活動水平、心率、血壓等，這些都與大腦和認知健康有關。這可能會讓我們接觸到更廣泛、更多樣化的人群�！�

她還對開發(fā)用于治療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疾病的血液生物標志物的進展感到興奮�！霸诓贿h的將來，這可能會讓我們在常規(guī)臨床檢查中發(fā)現早期阿爾茨海默病，這可能有助于開發(fā)更有效的認知能力下降的干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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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標題 : 超越記憶指標來早期識別阿爾茨海默病的風險